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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文化研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许多地方，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来越重视研究、挖掘、整理、保护、利用与弘扬地方历史文化，不断加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支撑。地方一批民间文史研究者，也觉得应该重视防城地方文化的研究，特别是“马援文化”，因为，防城地区曾是东汉马援南征平定交趾二征之乱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之一。一个时期来，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或者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无知，认为马援南征事件是古代的中越之战，是国与国的战争。这是违背历史真相的十分错误的看法。很有必要通过研讨，还历史一个真实；此外，马援南征班师之后，他的部将禤纯旺、黄万定被封为平夷大夫，留守防城，镇守钦邕二界。两位守将在安定边防、建设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墓葬均在防城，加上与“马援文化”有关的伏波庙、潭蓬运河等文物，都是我区我市值得珍惜的文化遗迹。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防城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前沿，认真研讨“马援文化”，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中越关系，对走好与东盟合作双赢的道路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同时，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区干部群众的历史文化意识，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重视并保护好遗存不多的历史文物遗迹也有不可忽视的宣传与教育意义。因此，防城区政协决定牵头会同民间文史研究者共同组织筹办“马援文化”研讨会。2005年春即提出初步方案，8月15日，正式草拟研讨会方案。后经讨论，决定定名为“首届‘马援文化’研讨会”。为开好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地方文史研讨会，防城区政协在余立棠主席的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筹集资金。经半年多时间的筹备，大会终于在2006年3月22—23日在防城区中国银行会议厅隆重召开。此次学术活动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参加首届“马援文化”研讨会约100多人。主体是广西沿海的防城、钦州、北海以及广东的民间文史业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河池学院、广西地方志办公室的马晓英、蒙曼、黄铮、蒋廷瑜、张坚、范玉春、施铁靖和陈曼平等9名学者、教授、副教授参加了学术交流。与会学者与地方文史研究人员向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38篇。会后，市、区电视台播发了研讨会新闻，《防城港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讨论会消息。4月7日《防城港日报》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安邦靖边，开发岭南，和睦南疆----首届“马援文化”研讨会学术交流辑要》为标题的大会学术讨论要点。
在开幕式上，防城区政协主席余立棠致开幕词，他指出：“马援文化”是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马援文化在防城地区源远流长，是防城人引为骄傲的光辉篇章。马援南征后留守南疆的禤纯旺、黄万定两位平夷大夫则是开创防城历史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安边守土的遗迹也是“马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地方文史，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让历史文化为现实服务。我们今天要弘扬马援睿智顽强、安边定国的英勇精神，继往开来，为保卫南疆、建设南疆再创新的业绩。
在开幕式上，防城区委书记许政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说：今天，我们举办“马援文化”研讨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央提出的“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自治区党委提出建设“文化广西”和我区“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建设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研讨会。防城地区的人类开发活动历史悠久，各类出土文物以及多处贝丘遗址证明，防城人文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而见于书文记载的历史，则至少可从秦汉开始。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马援将军在奉诏南征交趾平息动乱的过程中，沿途修路，建设郡县，治理城廓，凿渠灌溉，促进了岭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马援是我们防城以至整个岭南地区传播中原文化的“鼻祖”！马援南征事件，在防城、钦州、北海等地留下了许多遗迹。奉祀“伏波大神”的庙宇，遍及两广沿海地区。在防城，有被唐、宋正史记载为马援首先开凿的运河遗址；有随马援南下的两位裨将留守南疆而殉职边地的墓园古迹；有流传于防城、江山、江平、企沙等乡镇有关马援的大量民间传说。这些“马援文化”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去保护、研究。“马援文化”的深入研究，将会对我们沿海城市的文化建设品位的提升起到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他指出，“马援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马援文化”，特别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如何结合先进文化建设来发扬它、光大它，传给子孙后代，这确实是一个大课题，这有待大家的共同努力，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义所在。他希望，专家、教授们就如何做好防城区的文史研究和文化建设多作指导；有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对我区历史遗迹、文物，特别是户外文物的保护工作，通过到位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使不可再生的文物免遭破坏；有关职能部门要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区关于“边海文化”的建设规划，为今后地域文化的建设工作提供更科学、更规范、可操作的方案。
与会学者、教授们具体考察了防城、东兴等地的伏波庙、考察了江山潭蓬运河、平夷大夫禤纯旺和黄万定两座汉墓以及他们的祠堂等“马援文化”遗迹。学者、教授们建议，会后“马援文化”的研究应继续加强，并一致呼吁，地方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马援文化”的遗迹。
学术交流会上就东汉伏波将军南征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历史文化现象各抒己见。相对集中的看法是，“马援文化”是业已存留近两千年的历史文化现象，南方至今香火旺盛的民间“伏波庙”，“正史”和大量的地方史志对马援南征事件的记载，唐宋以来由文人和地方官吏、守边将领、地方文人留下的卷轶浩繁的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特别是以当年马援的两名副将、山东青州人禤纯旺、黄万定为代表的“马留人”，留守南疆、建设南疆，也留下了广阔的文化研究空间。会上，专家学者对马援南征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历史文化现象，诸如汉朝法令制度、中原发达的农耕文化、儒家文化对岭南诸郡的深远影响，南征促进了岭南封建郡县制度的完善、交通条件的改善、航海与贸易的发展，“马留人”历代对南疆的保卫与开发，“马援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今天环北部湾经济圈建设影响以及加强与东盟各国文化探源与交流都有重要的意义。与会学者们认为研究“马援文化”要坚持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古为今用和有利于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有利于睦邻友好的原则。学术交流会上，围绕“马援文化”的议题，学者们仁智互见，较好地体现了民间学术讨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精神。
下面是学者们以及地方文史研究者部分观点辑录：
陈曼平（《广西地方志》常务副主编、广西地方志编委会地情信息处处长、编审）：东汉建武十八年四月，因交趾郡征侧、征贰起兵反汉，马援被光武帝拜授伏波将军，奉旨南征，对这一永载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马援本人，正史及历代军政要人、文士名流都有笔墨，民间也有永志纪念之举。查阅60多篇（首、则）历代有关歌咏马援南征的古诗文及史志记载，发现其对马援南征事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可以归结为地方特色浓郁的“马援南征文化”，而且这一文化现象富含积极意义的文化内涵----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弘扬和发展“马援南征文化”的精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安邦靖边，维护中央集权和社会稳定，是“马援南征文化”是要旨。唐代李峤（进士、官至宰相、吏部尚书）在《安辑岭表事平罢归》诗中曰：“境遥铜柱出，山险石门开。”“白简承先庙，朱方抚夷落。既弘天覆广，且喻皇恩博。”诗中列举了王朝安辑边地，维护统一的伟业，首先肯定的就是平定南越王和南征交趾，赞扬马援南征为扩大朝廷在边缘地区的影响，维护朝廷典章制度。今天，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马援南征文化”，就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维护国家的统一，保卫和建设南疆，尤其保证边境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以国家利益至上，社会安定压倒一切；二是不畏艰险，建功立业，是“马援南征文化”的精华。马援是个睿智骁勇、为官清廉、个人品质高尚的英雄主角，其业绩与精神足以流芳千古。三是廉洁奉公，浩然正气，是“马援南征文化”的深层元素。马援南征到达瘴疠之地，闻说当地所产薏苡专治水土不服，便常服用，以避瘴气。因交趾产薏苡实大，欲为种，凯旋时便运回一车薏苡种，被权奸诬告为珠宝。对马援的不平遭遇不但《后汉书》有记载，而且几乎成了历代诗人的一致话题。如：“铜柱威声凛百蛮，肯贪稇载溷溪山。无人为起文渊问：端的珠还薏苡还？”马援南征功业赫赫，岂肯因贪敛珍宝而使自己名声蒙垢呢？四是载体所托，民心所向，是“马援南征文化”延绵流传至今的内驱。歌咏马援古诗文的产生，大多以历代所建伏波祠、伏波庙及马援所经过之处取“伏波将军”衔以命名的古迹依存为依托，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此唱彼和，以至诗文绵延。因此，在此我们呼吁，尽快调查整理有关马援南征的人文史料，保护和修建（有条件重建已毁的）有关马援历史遗迹，包括伏波庙、祠，正如助协马援南征有功的平夷大夫禤纯旺、黄万定的墓、祠，班夫人之墓以及相关的历史遗迹。开发东汉历史旅游资源，借以加大宣传和弘扬“马援南征文化”，提高地域的知名度，为三个文明服务，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黄 铮（广西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今天，我们评价马援南征，评价马援这个历史人物，主要地不是基于马援平定二征所显示的武功，我们要着重研究和评价的，是马援在交趾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马援在交趾地区采取的措施包括废除与中央王朝政策法规相抵触的地方习惯法，推行了封建的法治；废除了原先世袭的雒将制度，健全了封建的郡县制度，修筑城堡，建设中心城市，将幅员过大的县划小，广为修建道路，改善交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等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于是建立起来了，这是社会的进步。越南著名历史学家陶维英在其所著《越南古代史》一书中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断：“（二征）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客观结果却使外族的统治者不得不发展郡县制与较从前更为深刻的封建生产关系。从此，瓯越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属于封建制度范围的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二征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客观结果。这是中越两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共同看到的，也是我们研究和考察马援南征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着眼点。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今天我们研究马援南征交趾问题也有一定的敏感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涉外”。研究者必须持谨慎态度。史学是没有禁区的。马援南征不是不可以研究，恰恰相反，把其中一些相关问题研究清楚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关于“马流（留）人”的研究----那些当年随马援南征留在交趾地区的人，是当时的中原移民，后来则变为早期的越南华人。那些留在广西境内的那一部分“马流（留）人”，其中包括马援的部将禤纯旺、黄万定及其族人和后裔，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建设祖国、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研究“马流（留）人”的分布、源流、演变、活动，以及他们与其他民族及汉族其他民系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加深对越南华侨华人历史的认识。
对马援南征和“马援文化”问题尽可以研究研究再研究，但是，在研究中，尊重越南人民的民族感情，应是不可忽略的。
蒋廷瑜（广西区博物馆原馆长，广西文物考古队原副队长，研究员）：在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中国从西域去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阻，大批陆运商人被迫转向南方海路，以合浦为出发港的海外贸易更为频繁，并进一步引伸到了罗马帝国。东汉初，马援南征交趾，“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就是从合浦出发，沿海岸而行的。防城港因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上，也有汉代墓葬和遗迹发现。1981年，江平万尾岛渔民淘钛沙发现过11件陶器、2面铜镜和9枚五铢钱。
“天威遥”的开凿，有人说最早是东汉马援开凿的。马援将其军，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军需供给需沿海运输，当时就谋划开凿此运河。马援在合浦西南开凿过湖海运河，从这些迹象看，马援也应该考虑过开凿潭蓬运河，但因条件不允许，没有凿成。唐懿宗咸通初年，南诏国（云南大理一带）侵占安南，并攻陷邕州（南宁）。咸通五年（864年）懿宗想恢复安南，任高骈为安南都护。大批兵马开赴岭南作战。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说，“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因奏请开凿，以通海南之利……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之以济焉”。我认为孙光宪的说法是正确的。
禤德科（曾任防城县县长、现任北海市政协副主席）发言摘录：马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历来各界人士、男女老少都在纪念这位英雄。马援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防城港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二〇〇四年一次广西投资合作项目推介会上，我区十四位市长为诚招客商，都为自己的城市形象各出奇招向国内外客商“推销”自己的历史文化，如柳州推出“柳侯”、钦州推出“冯子材、刘永福”、玉林推出“千年古州”的牌子等。马援文化就是防城港的历史文化，马援文化研讨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这次由防城区政协和民间研究者发起、组织的马援文化研讨会，规格高，有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大专院校教授、博士，有来自本区学校、学者参加研讨，他们很有见地，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观点是正常的，研讨会就是研讨会，论文就是成果。马援文化是个大题目，“瘦牛担大角，矮仔担大梁。”防城区作为一个小区能承受这么大的题目研讨，很了不起。
这次研讨会是官方和民间的结合，在文史研究当中是一个创新。这个经验我准备带回北海去进行学习，所以讲规格高，规模大。希望今后继续深入研究马援文化，继续发展，以史为鉴，为现实服务。
黄品权（曾任防城县县长、现任防城港市政协副主席）发言摘录：这次马援文化研讨会、是防城区政协主持的一个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教授收集了不少资料，是有成效的。这些都体现在论文当中。我和禤德科同志都是当过防城县父母官，现都在政协工作，都从文化传播角度认为，这次研讨会意义重大，在这个主题下求实，求精，马援南征是东汉时期的一次重要行动。为中国的南疆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流传两千年的“马援文化”，从这点意义上看是重大的。
如何挖掘当地古代文化？就我们防城来说，就是弘扬马援文化精神，古为今用，尤其是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提出环北部湾经济圈的战略，营造防城港人的精神风貌。
我们过去对马援文化研究是空白的。在当父母官时候重视不够。民间有很多人崇拜伏波。是出于安定边疆，崇拜马伏波祁求平安。还有一个安邦靖边，开发岭南，和睦南疆的历史作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我在当父母官是，胡耀邦总书记到我们防城视察，我们当时准备了很多资料等待汇报。胡总书记坐下后问：陈济棠家乡离这里有多远？有什么名人没有？我们回答，近期民国时有陈济棠，远古时有马伏波南征交趾历史。改革开放后，我们现在开发很多新区，建了很多大街大道，是否可以提“马援”街，“伏波”路等等。以此体现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后作为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提这个提案。马援离我们时代两千多年了，给我们研讨带来很多困难。我们对其留下的历史文物要保护，如“马流人”的文物怎么保护，请各位专家多提点宝贵意见。
张 坚（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伏波将军”作为汉武帝时代专门为远征南越军队而设置的官衔，在历史上只有路博德与马援二人享有此殊荣。“伏波”最初的本意是“欲船涉江海波浪伏息”。
马援在出兵交趾过程中，修缮了灵渠、凿通了郁江、南流江等水道，为此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马援在进军交趾的过程中，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合浦前往交趾的海上航线，而且推动了交趾社会从传统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交趾的发展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获得了一个更有地理优势的起点。马援在内河通道以及海上通道建设方面的功绩促使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从传统的战争为主向和平贸易、移民为主要动力的阶段转化。
马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从海上出兵交趾的军队，这支由2000多艘战船、两万多将士组成的队伍，在环北部湾地区海岸线“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此举对于合浦、钦州、防城至越南北部、中部之间海上航线的进一步了解，对航道的拓宽以及对航线沿岸地区水文情况的掌握具有积极影响，不啻是筚路蓝缕之功，为后世交趾与广西之间的民间贸易、官方的朝贡贸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马援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汉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逐渐从合浦、徐闻南移到九真、日南等郡（即今越南中部的岘港地区），从而便利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交往，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亦是基于这一点，马援的英名不仅通过老百姓之口，颂唱于岭南地区的青山秀水间，同时，也借助一代代史家之手，彪炳于历代史册当中。
马援出兵交趾之后，中原地区移民岭南地区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批移民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马援留下的将士——马留人。这批人有留在郁江上的乌蛮滩导航，有的“居寿冷岸南面对铜柱”戍守边疆。当年跟随马援南下的山东青州人黄万定、禤纯旺因平叛有功，均被封为平夷大夫，留守南疆，定居防城，世袭土司。据黄万定家族的家谱记载：黄万定有13子，后分别把守三都六峒，御敌入侵，代代相传，至今已延续了1800年，今县内传统讲壮语的黄氏家族大多是黄万定后裔。禤纯旺平息叛乱后被封为平夷大夫，并兼时罗都总守之职，驻扎今之防城镇。据族谱记载，今县内禤氏家族都是禤纯旺的后裔。这批人都为戍守边疆作出了贡献。其二是大批的中原移民，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南下的中原移民与历代军事移民、政府移民不同，他们主要是受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变化的影响，自发地迁移到岭南地区。此后，以这批移民为载体，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大众消费品贸易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进入了新的时期。
马晓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秦汉时代，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和疆域规模的扩大，中原地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开始向四周迅速蔓延和渗透。儒学自西汉汉武帝时代被定为一尊，借助于汉王朝政令向南方尤其是岭南地区的推行，也逐步传播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东汉初年，马援南征交趾之后，内地与两广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儒家的思想文化也由此日渐深入这一地区。“用夏变夷”使得两广地区在与内地中央政权保持政治一致的同时，形成思想文化内附倾向，奠定了以后岭南两广地区融合于华夏文化并成为儒家文化圈向南进一步扩展的基础。
秦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的四百多年历史中，儒家思想从秦时“偶有语诗书者弃世”的受压迫的民间学术思想，逐步变成为专制一统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与此同时，借助这种政治资源优势，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范围，也从偏于一隅的齐鲁之地，向腹地深厚的中原地区扩散，乃至到达岭南边地少数民族地区，并成为两广地区主要的文化和价值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也一步步地实践和实现着“内诸夏而外夷狄”、“用夏变夷”的文化价值观念。用夏变夷的文化整合实践的推进，使得儒家获得了在汉文化圈内的绝对主导地位和话语优势。儒家的道德教化、礼乐刑政，儒家的忠君爱国和大一统政治意识，随着儒学影响的扩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逐步内在于人们精神的价值观念。马援南征交趾，正是这样的一个以军事征服贯彻政治统一观念的文化活动。所以它与儒家的关系，不是表面的，而是儒家大一统诉求的必然结果。
施铁靖（广西河池学院政法系主任、副教授）：东汉刘秀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二月，“交趾糜冷雒将女征侧征贰起事，称王；九真、日南、合浦俚人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十七年十月，刘秀“以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击交趾”，建武十八年三月“马援大破征贰”。十九年四月“马援击败征侧等……岭南悉定。援与越人申明旧制，自后雒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东汉名将马援，用三年时间，稳定了东汉政府对南部边陲的统治。马援这次南征，不仅是一次卓越的军事行动，同时也是一次卓越的政治活动。它对古代广西的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马援南征的意义，应当得到史家客观的评价：一是马援南征推动古代广西郡县制的发展；二是马南征确定了国家南部的疆界，马援铜柱分界之事，《水经注》写得尤为详细，《水经注》是可信的，从越南众多的史学家在写越南古代史时大量引用《水经注》也证明了它的史料价值。马援铜柱的地理准确位置应该在今越南境内，只不过“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三是马援南征促进了古代广西各民族的团结。随着郡县制的进一步发展，它要求村落之间，族群之间，要有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合作，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它客观地促进了古代广西各民族的团结。我们从铜鼓研究上也可以看出马援南征的历史意义，范成大在其所著《桂海虞衡志•志器》里说：“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传说中的马援铜鼓，成了古代广西各民族心中的“神器”，“宾宴、祭享及召集众人，皆击铜鼓，故铜鼓极为尊贵”。马援南征之后，遍布古代广西各地的伏波庙，也是促进广西各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
蒙 曼（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二征起兵的导火索是为夫报仇，但实际上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后汉书•贾琮传》云：“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略，财计盈几。”交趾雒越人“咸言赋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二征起义直接针对的交趾太守苏定恰恰就是一个只会“张眼视钱”的人；从征侧起义迅速席卷蔓延的态势看来，苏定等人的贪黩在当地早已民怨沸腾。其次，双方的社会文化差异非常大。苏定以汉法绳当地首领诗索（征侧丈夫），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也直接成为二征起义的导火索。
马援与二征的文化意义：在中国人心目中，马援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言与志节一直为后人所激赏赞叹；与之相应，二征在越南也赢得了英雄的评价。
在二征起义结束后，随着道路的开通和统治的加强，马援眼中交趾社会逐渐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最重要的表征是社会观念：到十五世纪，二征姐妹的形象已经由败落部落女神衍变成为殉夫的贞女，从而使得她们的行为取向实现了由外向内的转化。换言之，二征姐妹被理解为出于对家庭的忠诚，从而作出了对国家的贡献，这是一种儒家父权制的理想。在这种道德评判的体系之中，二征被赋予了双重涵义：一方面她们是民族解放的英雄，另一方面，她们和她们的民族一起进入了儒家文化的世界。这种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冲突是由反抗与南征这样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但是显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随军事活动的结束而结束。
邓向农（防城港市高中原校长，作家，中学特级教师）：从学者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们的学术交流中，“马援文化”
的内涵已得到初步的诠释，所谓“马援文化”就是安邦靖边、维护统一、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传播先进文化、移风易俗、民族团结、夏夷融合的文化精神，就是忠勇仁孝、诗书化俗的儒学精神，就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开拓、清廉自律的道德精神。“马援文化”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在世界性的人文主义回归的大趋势下，人们必须重视人文文化对人自身发展的影响和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许多地区都十分重视寻找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点，以发展地方教育、文化、旅游事业，提高地方的文化品位，提高地方发展经济的综合竞争力，在这种科学的发展意识启导下，促使防城地区的文化人士关注起脚下的这一片千古南疆的人文内蕴。
我们必须要有正视历史的勇气与胆识。二征事件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忘记那一段充满安边定国爱过主义精神、为开发南疆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对于现在的越南人来说，他们在追寻自己民族的历史源头时，自然会把二征看作其历史上为反抗中央封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个历史事实中越的历史学家都不能不正视，那就是东汉时期，现在的越南中北部是汉朝交趾郡，与中原的各郡县一样置于中央集权统治之下。所以，今人研究马援南征引发的一系列历史文化现象，不能以事件发生之后的近2000年的今天的政治或外交需要，妄下反历史的结论，哪，就不是研究历史了。
范玉春（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马援奉命南征，平定岭南六十余城，开辟道路，修建水利，福泽深远，受到各地民众的崇拜，形成特有的马援崇拜民俗事象。伏波庙与中国两位率军南征的伏波将军有关则是无疑的。据《粤中见闻》，伏波将军路博德南征南越后“务行其德，粤人立祠祀之，后并祀马伏波焉”。形成特殊的“一庙两主”即“两祀”现象。这种“两祀”现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主要表现变是马援在伏波庙中地位逐步超过甚至取代路博德，成为伏波庙的庙主，伏波庙的出现与南方地区的马援崇拜有关。唐人李翱《祭伏波神文》：马援在岭南各地
“遗德不忘，爱留社里，筑庙以祭，人敬其鬼，久而若新，千岁不毁”。由此可知，这种变化至迟在唐代的桂北地区已经发生。到清代，桂林的伏波庙更是“所祀只有马矣”。
马援崇拜是一种地区性的民间信仰，作为马援崇拜的主要载体，其地理分布相当广泛。从史料来看，今广西、湖南、广东以及海南境内部分地区普遍崇祀马援。这种地理分布格局正好反映了中原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向南方地区逐步推进的历史过程，因而蕴含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邓 弦（中学高级教师，画家，防城实验高中办公室副主任）：研究马援南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于，马援南征及其人格魅力，众多的史籍、史迹以及民间传说形成的“马援文化”自汉以来对中国南方及东南亚都产生过深远影响。从我们今天的广西看，“马援文化”可以更多地体现在如何服务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利益关系上。人类永远拒绝战争，需要和谐，和谐需要特定的文化来支撑，特定的文化，要靠我们在尊重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积累起来。“马援文化”便是东方文化圈中的东南亚文化组成部分，是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和谐文化。以马援文化的和谐精神作为“润滑剂”，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马援于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九月班师洛阳，留下一批部下镇守南疆，最为著名的有两个，一为禤纯旺，一为黄万定，有战功，被封为平夷大夫。防城一带有“戍守边防，莫先禤黄”的说法。禤留守南疆，封世袭钦州时罗都总守，去世后，葬今防城水营村。黄万定去世后也葬于防城，其坟墓坐落在蜈蚣岭东侧。禤、黄后人为了纪念其始祖禤纯旺、黄万定跟随马援南征与安边守土的丰功伟绩，均在防城建有祠堂。据民国时期黄知元编撰的《防城县志》中记述，“禤氏建祠于县街之南端（注：民族路北头），黄氏建祠于城头村东渡船埠（注：今防江二桥头渡口小学前）。”禤家祠约于明永乐年间建成，黄家祠约于清乾隆年间建成。
马援开凿“天威遥”运河，是“马援文化”中一块绝无仅有的“玉璞”，十分值得珍惜。此外，防城地区有关马援的民间传说也应引起重视。防城地区是马援南征主要活动地点之一，留下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尤其多，它以朴素生动的艺术形式来反映那段历史，为民族喜闻乐见，甚至能起辅助正史记载细节不足的作用。因而，也应列入“马援文化”的研究范畴。
禤伟东（防城地方文史研究者）：禤纯旺、黄万定是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后，留守边疆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据明朝《嘉靖钦州志》记载：“按七峒长官今其子孙俱云始祖黄万定系青州人，汉时从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南疆”，“时休峒在管界巡检司地方，相传其祖禤能（应是‘纯’）旺从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有功，贼平，留守钦邕二界”。禤、黄的留守，开拓了古代广西沿海地区军人与土著民族“同为生聚”的历史新时期。
“戍守边防，莫先禤黄”，这是流传于钦（州）廉（州）地区的民谚。禤、黄世袭土司，时间长达1300多年。宋时钦州学官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就曾言及邕州土司，说的虽然是宋时的土司制度，离东汉已远，仍可借以考证南疆沿袭了千年的土司武备制的基本情况。在经济方面，土司的职掌是，世袭督峒丁，戍守陆境各峒，行将领之职也；土司的权限是，土司在峒内文武职权，即军政、民政、财政统归一手掌握；土司与峒丁习骑射，平时保境安民，国难时远出勤王，遇盗劫掠则严阵以待；峒内之田皆为土司所有，峒民耕其田并充当其甲士，输租于土司。土司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方官员的矛盾日益加深，至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派员收回土司印信全部罢为峒长，结束沿袭了1300年禤、黄氏世袭土司的制度。但是，朝廷撤消的不仅仅是土司制，重要的是废弃了沿袭千年的“兵亦民，民亦兵，寓兵于农”的这个古代边境武备防御系统，而朝廷鞭长莫及，自此西南海边防失去了防卫屏障，以至后来南疆战火连连，数百年不安宁。可见，马援南征之后，禤、黄留守边防，其后世袭土司1300年之久，在安边守土方面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黄玉湘（地方文史研究者）：据《广东三水禤氏族谱》载，东汉建武二十年秋，马援班师回朝后，奏请封赏有功人员。黄万定和牛哥（禤纯旺）两人在战斗中，英勇善战，贡献巨大。封黄万定、牛哥为平夷大夫，留守南疆。受封时，牛哥头上插着四根雉鸡尾，光武帝问这是什么装束，牛哥说：“是南疆土民习俗。”光武帝即为牛哥赐姓，就是“禤”，在“四羽”之左加“示”字偏旁，牛哥大喜，并自取名“纯旺”。从此，两广才有禤氏家族。黄万定后裔世袭峒长，地方为纪其安边定国、开发钦防的功绩，于清朝乾隆乙亥年（1755年）在防城城头村的螃蟹宝地建立了黄氏平夷大夫纪念堂。黄万定病卒于交趾，数年后移其骸骨安葬于防城扫把岭三官坑。此墓属于防城地区少有的至今保存完好的汉墓，与水营村的平夷大夫禤纯旺墓，以及黄家、禤家祠堂一样，均应视为“马援文化”重要遗迹予以保护作为教育后人的场地。
裴铁辉（广东作家，高级政工师）：啼鸡（在防城港市港口区光坡镇），是马援南征交趾战役中的一个前沿营地和开战后一个海上后勤支援基地。啼鸡裴氏跟随马援南征有功，马援班师后，裴氏将军也作为“马留人”留守南疆，啼鸡被赐封为裴氏封地，但年代久远，记载裴姓将军具体事迹的文献难寻，至今还找不到立功的人。据老人回忆，到清朝，啼鸡已发展成为一个大集镇，有裴姓人建的啼鸡庙、客亭、大圆旧街，使啼鸡成为农林牧渔产品和陶瓷的集散地。清光绪15年，钦州知州李受彤派同知朱陶楷来防城，勘丈豪丫、啼鸡、松迳三个村的“功田”，啼鸡的土地再次定为裴姓“功田”。
刘明贤（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编辑，北海市对外开放史研究学者）：早在新石器时代，史称“百越”族系之一的西瓯越人就生活在合浦、钦州、防城一带，他们是同东南亚民族同族同源的越人，开始了航海的探索活动。中山大学的邓家培教授研究的结论是：“合浦，中国的海上‘丝路’的最早起点。”民路成于战国，商路成于秦朝。马援南征交趾，“在合浦秘密造船，翌年乘风驾船逾东京湾登陆，大破征侧等。”（台湾周胜皋教授《何日珠还话合浦》）后被称为“伏波古道”的沿海航线是由合浦、西场、大风江、白布峰运河再过龙门、企沙、白龙，过海到达下龙湾（今越南鸿基市）的。我们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弄清其历史，着重研究它的开发价值。为在时机成熟时构建大型旅游项目、甚至是世界级的旅游大项目（如开辟从泉州经北海、钦州、防城港到越南的岘港、航程1546海里、串联两国18个港口城市的旅游线路）做好前期的研究工作。
此外，钦州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李世川先生，作家黄仕龙，中学高级教师苏炳贞、彭智有，东兴市文联主席刘小明，地方文史研究者禤阳照、禤德周、禤祖超、禤祖焕、禤赐存、黄志福、黄得洲等对马援南征事件史实、南征的丰功功绩、历史意义与马留人世代开发南疆的功绩都在自己的论文中发表了看法，青年历史教师庞庆良从“交趾”名称演变去探讨了十二世纪前的中越关系，黄家藩老先生在逝世前撰写的论文中，指出：“马援铜柱”的事实如果成立，则当时象林铜柱以北（含分茅岭地区）已属汉朝的交州境内，铜柱以南便是林邑国的国境，所以“汉界”（汉朝的国界）应该在今越南的南侧而不是在钦州分茅岭，故“分茅铜柱”不大可能是马援所建。唐朝置安南都护府，钦州属合浦郡，郡属都护府辖境，与交趾郡毗邻，故都护马总立铜柱于分茅岭以标志郡界的可能性就较大。《防城县志》原副主编黄昭荣老先生则对豪丫伏波庙的兴废作了具体的考证。
首届“马援文化”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得到来自国家、省区级专家、高等学府专家、教授和市、区党政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大力和积极参与。会议得到了与会代表及民间学者的充分认可，对在沿海地区“马援文化”的研究是一个良好开端和收到预期的效果，对今后更好地研究“马援文化”起了一个很好的促动作用。正如一位与会领导说：可以讲首届“马援文化”研讨会取得的成功，是我市建市以来文化活动最成功的活动之一。防城地域是东汉马援南征发生地之一，又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路。今天已成为环北部湾经济区的龙头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和桥头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今后研究再研究“马援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对提升本区本市乃至北部湾地区的知名度，有着现实的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让我们面向东盟、走向世界、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邓向农 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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